一部《红岩》，让人们留下了对中美合作所的印象:迫害中共党员和进步人士的集中营、人间地狱。事实上，中美合作所成立的目的是打击日本人。苏联、英国，甚至戴高乐的法国流亡政府都曾经找到军统，试图进行情报合作，但大都因心怀鬼胎或时机不合适未能持久，惟一运作良好并对抗战做出巨大贡献的，就是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

　　1937年，“七七事变”后，抗战全面爆发。自此，“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除了国民党的正面抗战和共产党的敌后斗争外，隐蔽战线上，国共两党也和日本侵略者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

　　小说《风声》里，顾晓梦和李宁玉虽分属不同政党，有着不同的政治信仰，但在共同的敌人日伪面前，却能携手同心，最终合力将机密情报送了出去。

　　在对日情报工作的历史上，军统堪称主力军。据原军统总务处长沈醉回忆:抗日期间，军统局的正式在册人员和学员，牺牲者达1.8万人以上，而抗战结束时，全部注册人员也仅为4.5万人。其他附属人员中，牺牲者亦不在少数。

　　戴笠，军统长期的实际负责人，被称作“中国的希姆莱”，但这个令人胆寒的特务头子也是坚定的爱国者。

　　淞沪抗战之前，国事维艰，在强大的日寇面前，国民党内部意见不一，戴是坚定的主战派。国民党元老吴稚晖问他，“武器、经济都差得那么远，拿什么打呢？”戴笠说:“哀兵必胜，猪吃饱了等人家过年，是等不来独立平等的。”

　　1949年国民党败逃台湾之后，一大批原军统(后被改组为保密局)中高级工作人员被解放军俘获。在他们的回忆中(多见于政协组织编写的《文史资料选辑》)，一段段机密的往事才得以重现天日。

复兴社特务处暗杀除奸

　　蒋介石早年跟着义兄陈其美干革命时，就对暗杀、打黑枪这种行径情有独钟，曾暗杀过同盟会领袖陶成章。

　　军统继承了“领袖”早年的“革命手段”并发扬光大。戴笠本人深受传统文化影响，对侠义道精神颇为向往，结交了三山五岳的一大批英雄好汉，荆轲式的暗杀颇受他的青睐。

　　抗战时期，军统的暗杀对象多为日伪，对投靠日本人的汉奸，更毫不手软。

　　早在1933年戴笠就组织了对北洋军阀张敬尧的暗杀(此时军统尚未成立，正式组织者是他领导的复兴社特务处)。

　　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日寇对华北虎视眈眈，密谋成立傀儡政权，以实现华北“独立”的阴谋。关东军司令部密谋从平津一带前北洋政府的总统、总理中拉出有名望者担任“儿皇帝”，一时间，失意的政客、军阀成了日本人眼中的红人。

　　值得一提的是，众多的旧军阀表现出相当的民族气节，曹汝霖、段祺瑞、徐世昌、曹锟、吴佩孚等拒绝出任伪职。

　　张敬尧原是湖南督军，1932年投靠了日本，关东军司令部委任他为“平津第二集团军总司令”，供给大笔活动经费。他随即潜入北平，住进东交民巷的六国饭店，开展建立伪政权活动。

　得知这一消息后，蒋介石下令暗杀张敬尧。戴笠与郑介民(特务处副处长兼华北区区长)策划，执行由年轻的北平站站长陈恭澍来负责，日后大名鼎鼎的特务王天木和白世维也参与其中。

　　据陈恭澍日后在台湾写的回忆录，陈、王、白3人接到任务时，正在北京“八大胡同”之一的韩家潭“娱乐”，郑介民也不避嫌，跑去烟花之地布置任务。

　　暗杀张敬尧是军统第一次暗杀大汉奸的活动，过程却顺利得出乎意料。大费周章之后，军统特务在六国饭店安排好行刺计划，想等到时机成熟再下手。

　　为商量行动细节，有次他们在二楼开了一个房间。没想到张敬尧因犯烟瘾，也在二楼开了一个房间(情报说张住3楼)，白世维当机立断，3枪击毙张敬尧。无伤亡、无破案线索、震动平津，军统成功干掉第一个具有大影响的汉奸。

　　令人唏嘘的是，王天木和陈恭澍这两名抗日功臣却先后失节。王天木原是戴笠的儿女亲家，却因种种原因投靠了日本人。陈恭澍后来因在上海被捕也做过汉奸，虽未出卖组织，却也留下了污点。这对名列军统“四大金刚”的难兄难弟最后居然在台湾得以高龄善终，并保持了很好的友情。

　　此后，随着抗战全面爆发，军统对日伪的暗杀更是层出不穷。在重金悬赏和忠义救国思想感召下，一批批军统特务投身到了这一风险极高的行动中。

　原上海总商会会长、中国通商银行总经理傅筱庵，抗战前回到上海，投敌当上了伪上海市长。军统利用傅的厨师对他当汉奸的不满情绪，经过周密策划，令厨师夜里将睡熟的傅筱庵用菜刀砍死。这位厨师杀死傅之后，在军统特工掩护下逃到重庆，由军统发给奖金，每月还领取100元津贴。继任的伪市长梁鸿志，更是臭名昭著的大汉奸，亦被军统杀手乔装小贩击毙。

　　另一位汉奸何缵出任杭州市市长，也被军统特工击毙，以至于伪浙江省长梅思平挖空心思，选了一位军统变节分子傅胜兰(原青岛站站长)担任市长，美其名曰:“以特制特”。可见军统暗杀人员对汉奸的威慑力量。

　　和军统针锋相对的是汪伪政权的“76号”，即伪“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特务委员会特工总部”(“极司非尔路76号”)。这个丁默村、李士群主持的魔窟杀了大量抗日志士，其中包括大批军统特工。丁、李二人出身中统，对国民党特情系统相当了解，抗战后期军统在南京、上海的特务组织遭到毁灭性打击。

　　和军统争锋的中统抗战期间从事暗杀活动不多，一方面和其分工有关(针对中共和民主党派)，同时也和其与军统的争斗有关。为数不多的暗杀活动中，最知名的当属郑苹如刺杀丁默村。(张爱玲据此写了《色·戒》，但与小说中不同的是，郑其实是坚贞的爱国者。)

胡司令的队伍不全是草包

　　在只能看8个样板戏的年代里，一部《沙家浜》让中国人知道了“忠义救国军”，突出代表胡传魁，草包一个，还投靠了日本人，最终被新四军消灭。

　　事实上，作为敌后武装，忠义救国军抗战期间的作用，远不只是给新四军捣乱。淞沪抗战爆发后，国民党曾由宋子文、吴铁城、张治中、戴笠、贝祖诒(建筑师贝聿铭之父)、杜月笙等人组成“军委会苏浙行动委员会”，并组建了抗日别动队，后改称苏浙行动总队，这是忠义救国军的前身。

　　老牌军统特务文强(毛泽东表弟、周恩来学生、朱德下级)，被任命为苏浙行动委员会书记长办公室上校人事科长，负责这支部队的具体组织工作。

　　行动队以及忠义救国军的一大特色是帮会色彩浓厚。上海流氓大亨杜月笙和戴笠相交甚好，行动队的第一批武器——5000支驳壳枪是杜大亨赞助的。此外，杜月笙还让他的徒子徒孙积极参加救国军。

　　文强回忆:在新组建的别动队中，许多是经章乃器等爱国人士介绍来的失学失业青年，还有原上海公民训练联队的青年，不少都有大中专学历。把他们当作普通列兵使用，未免可惜。于是戴笠决定由苏浙行动委员会技术室主任余乐醒和总务组长谢力公分头负责开办青浦和松江两个技术干部训练班，各训练500人侦察、行动、爆破等技术。